shyfly:若有所思

读熊先生十力书。

我曾问杨师对熊先生如何看。杨师答说当年初看时，便觉器性不合。未尝深探。但直觉十力先生较之太炎为迂阔。世人多以为先生胡乱言。小子读先生书，却每每感通，有喜不自禁者，今勉力兹述一二。亦胡乱言。供诸友一哂。

1．  熊先生尝自述为学经过：早年革命，三十岁后始向学，出入佛老，最后归本六经。成学迟且孤独。熊先生之学，以《大易》与《春秋》为宏纲，其理想目标是建立“群龙无首”（《易》），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的太平之世（《春秋》），以达“天下为公”（《礼运》）之境。十力先生以为：儒家内部分为大同儒与小康儒。小康儒强调上下之分，尊卑之等，中国几千年历史政治之秩序便大都是由此小康儒所造，三代之治亦是小康之治。《原儒》便是还原儒家之真相，破此小康礼教。但何以破之？十力先生言：革命。《语》云：孔子五十以学易，五十而知天命。五十岁前后之变化实际上也是孔子思想由小康而逞大同境界的变化。易者变易之道也。易有《革》卦，汤武革命，顺天应人。春秋三世意，首倡革命，由据乱至升平、太平世。其中，由据乱到升平当依据周官奠定根基。窃以为熊先生言，正阔儒家内部平等之精神，有振聋发聩之功。但其所论，依然以科学与民主为目标，前所论群龙无首等，正对民主之意。所论《大学》格物致知，《易》“知周乎万物”对应于科学。以《春秋》重名分章显重视逻辑分析之传统。其中，尤可注意者，训《大学》格物“致知”为阳明之“致良知”，大可玩味。与新儒家诸弟子相比，熊师的中国文化本位意识非常强。但对科学与民主作为终极目标可否，却少思量。其所论太平世，多理想而少规划。推测其意，当以今世为据乱升至升平之过程。因此其所详于议论者，唯周官。然十力先生的太平理想绝不同于西方理想国，乌托邦。何以明之？当详究先生体用不二之旨。

2．  体用不二当属十力先生所创发。先生自负于此。晚辈亦钦佩于此。有语，西方二千年之哲学，乃是柏拉图之注脚（the root of Plato.）柏拉图分世界为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认为现实世界乃理念世界的摹本。理念世界是比现实实际更真实，更完满的世界。其后柏拉图主义，基督教及科学等都是柏拉图此思想之变种。例如西方宗教之思想。预先设定有一个超验的实在，理想的绝对存在。强调神圣与世界的对立，亦即具有伦理位格的上帝与邪恶的罪的力量的对立。一旦冲突，对方便被宣布为异己之恶，势必以归顺或消灭为最后结果。然中国思想以体用不二为中心，太极生阴阳两仪，太极为本体，阴阳为用，此本体与阴阳不可离，太极即是阴阳，阴阳即是太极。阴阳乃一体之物。若以阴阳对善恶言，则中国绝没有完全消灭恶之思想。阳无可灭之理，阴亦无可灭之理。阴阳相待相成。易曰：“扬善以遏恶”。正因为阴阳一体，阳长一分，阴便消一分。朱子言，存天理，遏人欲。天理长一分，人欲便消一分。所谓存天理，灭人欲者，真污蔑言。扬善以遏恶，但在阴盛于极的时候，如坤卦六爻，便会龙战于野，其血玄黄。以革命之精神，摧枯拉朽。西方人常言西方文化逻格斯主义之危机。把获救之希望寄之于中国文化。吾人若不识体用不二之旨，只是空欢喜。正因此体用不二，始终只有一个世界，此在于此的世界，所以儒家讲素其位而行，以一种极富现实感与责任感的精神去理解现实与改造现实。没有彼岸，没有虚幻，没有空。（对于西方之危机，可读尼采，海德格尔，施特劳斯等人，以此与体用不二之旨相参。）

3．  常以乾初九文言比之先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当然，任何人都承认，逃生是人的本能。任何人也无法保证自己在那一刻会做出何等选择。我也从来不是在这一点谴责他。但是，我们需要明白，人不仅仅是自然、生物意义上的存在，人同时也是社会的存在。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身上都凝结着他人的关心与爱护。黄健翔有句话说的很好，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人。我们的三尺发肤，受之父母，我们又将之授之与儿女，将生命一代又一代的延续下去。中国人重孝，重报本，因为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生命从来就并非是一个原子式的断绝一切因缘的孤单存在。我们有祖，有根，有来处，也有传承，也正是如此，中国人的生命感觉也从不仅仅局限于个体的私我感受，而是与家国天下，与亲人，与朋友，与天下人同感共通地联系在一起。范跑跑确实是一个人，他有跑的权利。但不要忘记，他也是一位老师，他有照料和保护学生的职责。同时，他也是一个儿子，他应当照料和保护好他的母亲。注意，这里是职责，是应当。而这才是我认为人类有史以来所取得的能将自己与动物区分来的最宝贵的东西。你所说的自由真义也在这里，胡适讲，自由便是“由自”。经由自己，将属于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这责任包含着人在社会存在中所纽结的种种关系。而不是把自由作自私。

每日都关注网上关于四川地震的新闻。昨日胡CORE去四川的视频也看了一些。有几点想法，或许是不和谐的声音。

1、笑容问题。胡CORE去医院慰问时，背后随从官员的笑容令人讶异。我向来明了共和国官僚教育之失败，但不知失败至斯。如此天灾人祸前，随从之人竟无庄重严肃之容，足见其内心毫无恻怛悲痛之情。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视民如伤者纵然是在一个表达领导者关怀的温情场景中，也不会纵容欢笑。可悲处不在曲意承欢，在其不自知。

2、捐款问题。一方有难八方援，但捐款应各尽己力。捐多者固然值得褒奖，但少者亦无须自责。中国人向来好攀比，饮食男女，身份学问，比之不穷。捐款赈灾本身就是与进不与退之事，捐款多寡不与慈悲心成正比。各人各尽己份而已。今日看一新闻，有一男欲卖房赈灾，但观新闻照片，其人有欣然之色，何以察其心之正否？未有内置妻女于不顾而外能济众生者。君子以亲亲为本，推己及人。

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波兹曼在批评电视这种传媒的时候说，这个东西很讨厌，很坏。因为电视技术本身不是中性的，它具有倾向性（这点尤其要注意）。它塑造着人的思维与习惯。比如电视节目，前一秒你可能还沉浸在悲伤中，但后一秒一幅搞笑的广告可能便使你立刻摆脱悲伤的情绪，投入喜悦。信息的不断转换所带来的人的注意力转移之快是空前的。习惯于电视的人缺乏持久，深入的思维能力。

       鉴之于今日，陈冠希们不必担忧，反法的斗争也难以持久。但昂贵的生活却依然每日上演。

（鸦片战争后），当时托尔斯泰给辜鸿铭写了几封长信，信上说：西方人是强盗、是土匪，而你们中国人是最讲道德、最能忍让、最富于道德情怀的民族。所以他希望中国人不要反抗，因为他们是强盗，他们打你们，你们又去打他们，这样没有意义。托尔斯泰是以基督教“登山宝训”的非暴力思想来劝中国人的。他认为中国人是道德高尚的民族，西方人是土匪，如果道德高尚的民族用土匪的方法去反抗土匪，高尚的道德就要受到影响而变为不道德。当时西方一些没有民族偏见的思想家已经看到了西方文化的强盗实质。中国文化不像基督教文化，中国文化中没有“以德报怨”的非暴力不抵抗思想，中国文化对不公道的反应是“以直报怨”，主张用正义的力量去反抗邪恶的力量，以达到世间的公正。（蒋庆：《中国文化为什么是先进文化》）